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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《历史转折中的》和它的分寸感
发布日期:2019-11-19 05:3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在高成生看来,中国的影视剧业还在快速扩张,是时势造英雄的年代,身边很多人都有赌一把的心态,“但是你过十年八年再看《》,有可能比他们更长久、更留得住,它是一个时代的烙印,有它的现实主义关怀”。

  导演吴子牛穿过旋转门走了过来,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,留一抹鲁迅式的胡须。在中影集团的影视基地附近,这样的造型难免让人联想起翻译官或是洋行的富商。低头坐下的一瞬,后颈的膏药冒了出来。

  为了《历史转折中的》(以下简称《》)赶在8月8号如期播出,吴子牛已经连续4个月坐在机器前剪片子,播出前6天都还有紧急修改的指示送达。结果脖子先受不了了。

  跟那些不择手段炒作的影视剧不同,《》前期的造势很谨慎,大部分观众直到8月7日下午的发布会才知道有这么一部剧,当晚央视报了一条15秒的介绍,第二天晚8点便播出了。

  在48集的篇幅里,从邓大人第三次复出演绎至国庆35周年阅兵——他政治生命的顶峰。其间,、等角色罕见地出现在荧屏上,甚至遭软禁、中央警卫局受命调动的情节也有不少篇幅。

  “总体的感受是,我们的政治在进步。”吴子牛说,看得出他对媒体关心什么很敏感。他从影三十余年,1986年拍摄过涉及“文革”的影片,被剪干净了,而1991年买下池莉的小说《你是一条河》,剧本都没通过。从那以后,凡有棘手的,他宁可放弃。

  第一晚播出后,《》的收视率攀至2.88,之后几天也稳居同时段第一。赞美和质疑蜂拥而至,“震撼”、“尺度之大前所未有”、“突破禁区”、“史实有问题”……最机智的一群观众趁机调侃说,“是谁?”

  “观众希望它承载的东西太多了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和希望看到的,但它其实就是一个电视剧,不是文献或者历史教科书。什么?政治信号?可我们4年前就动工了啊。”《》的制片人高成生告诉《南方人物周刊》,过去几年里,他作为《建国大业》和《建党伟业》的执行制片人在圈内声名日盛。

  剧组没有料到,观众“看正史”的心态如此普遍,热衷于比较、琢磨、挖掘未被展现的内容。就连剧组人员也承认,《》曾剪辑出60集、52集、49集等版本,最终定为48集,的确做了很多压缩。比如在周恩来临终那场戏里,这位儒雅、深入人心的总理在病榻前问,“你,不会变了吧?”回答说,“绝对不会。”

  “很动人,也并不敏感,但是周恩来的病容很严重,担心有观众觉得‘丑化’。而且该情节仅仅是为了表现他对的信任,又是在展现辉煌的片子里,意味上不合适,所以最终忍痛割爱。”制片人高成生解释说,“关键就在于这种拿捏。政治环境已经有了,只不过我们比较大胆,敢比别人早。”

  一个长镜头,画面穿透乌云和闪电,越过大雨中的长安街,在城楼的遗像上稍作停留,然后穿过门洞,俯瞰紫禁城,飞跃北京胡同的万家灯火,最后定格在宽街的家宅。

  大片式的开场,这是吴子牛最初的设想,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剧不认可,“紫禁城有影射嫌疑”。如果按照文献室的剧本,一步步交代领袖去世、四五运动、唐山大地震、解放军救援……则更像是一部文献纪录片。

  在导演生涯后期,吴子牛执导了许多大型历史剧,《英雄郑成功》、《天下粮仓》、《贞观长歌》,很会编排大阵仗、大写意,但在《》中,他必须在历史真实、政治寓意和艺术发挥之间做出平衡。最终妥协的结果是:长镜头被切割,画面俯瞰中南海,而非紫禁城。

  “中央文献室在史实的把握上非常可靠,政治性的内容,每一句话都有出处,我回天无力,但在艺术演绎方面,还是要争取。”吴子牛说,即便如此,仍留下不少遗憾。

  1976年10月6日晚,大雨夜。政治局委员在家中紧张地抽着烟,回想起几日前与叶帅的谈话(镜头闪回)。

  用低沉的嗓音回答说,“下了,国锋同志说,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,请叶帅拿主意。”

  陷入思绪之中的被秘书打断,车已备好,该动身去西山开会了。如果没有意外,将在那里宣布“一举粉碎了”。快迈出门的一刻,突然回转身,将手表卸下交给妻子,“万一我回不来了,就做个纪念。”

  事实上,在电视剧一开始的版本里,用闪回表现与商议时,还有李被人盯梢、半路遭遇离奇撞车的情节。在氛围的营造上,更像是当下流行的谍战片。

  在吴子牛看来,当时党内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,这样的艺术演绎是恰当的。根据女儿邓榕的回忆,当时邓家人怕家中装有,因此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到厕所中去,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,在哗哗流水中交谈。该情节在剧中得到如实体现。

  在《》整部剧中,类似的处理还有很多。抓捕没有重现,仅作虚写;“大逃港”得以保留,但篇幅减少了一半;也有一些是尊重了邓家后人的意见,比如在听到被粉碎的消息后,说的是“我还可以再干20年”,而非历史学界认定的“卓琳,我们可以安度晚年了”。

  吴子牛坐在记者对面,时不时抬起头缓解脖颈的疼痛。“大大小小修改了七八次,我担心有些线索留不住,是哪个?你去想。”

  ——谈到复出的时候,对说‘从长计议’,这样的塑造,他的家属是否有不同意见?

  在网络上,对《》质疑最多的是的一句台词,“粉碎,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。”吴子牛翻开平板电脑,想要找出编剧龙平平的回应,念了几段,都不是。

  在一次发布会上,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、编剧龙平平的确有过答疑解惑:有文件透露,毛主席曾在的信上批示:“不要多露面,不要批文件,不要由你组阁,你积怨甚多,要团结多数。至嘱。人贵有自知之明。又及”;1975年5月,毛主席就指出:“他们的问题,上半年解决不了,下半年解决;今年解决不了,明年解决;明年解决不了,后年解决。”

  2003年,龙平平编过一部电影版的《》,由特型演员卢奇主演,从1976年讲述到92南巡,凡是观众预计会省略的情节,都果不其然地省略了,伟人塑造也是雕像式的,最终该剧成为一部“活人演的文献片”。

  也曾有人打算拍摄电视剧版《》,并准备在100周年诞辰时(2004年)播出,搭起班子开过会,剧本两易其稿,甚至已经进入摄制阶段,但还是无果而终。影视题材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
  对于剧本,龙平平倒是不缺少自信。他领导的第三编研部职能就是研究,的文选、著作大都由该部门编辑,以往反映的影视作品,绝大多数也是他们参与创作的。

  2009年2月,龙平平接到创作电视剧版《》的任务,领导明确将时间限定在1976年至1984年,“之后太难写”。4年创作,写就了60万字,集数几经变化,最后定为60集。“电视剧《》上半部讲述了53年,才60集,《》只讲述8年,超过60集从政治上讲不合适。”制片人高成生告诉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。这是分寸感的另一种体现。

  高成生接到担当制片人的邀请时,距离预定的开播日期(2014年8月8号)只剩下一年半时间。投资方华影文轩的张小红带着剧本和诚意,高成生却知难而退,“另请高明。”

  剧本带回家,高成生放不下,又翻了一遍,“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剧本好是好,但太重大、太敏感,一年半的倒计时,从中南海到黄山,千难万险,别说拍好,老老实实拍完都难。”

  另一边,华影文轩也在如履薄冰地运作着。华影文轩是四川省属的国企新华文轩为《》一剧专门成立的全资子公司,新华文轩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多年,出版过多部党史文献类图书,双方合作打造《》的消息传出后,江苏等省希望能够合作,但被四川方面拒绝。

  且不论政治风险,多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收视不佳已是众人皆知,四川方面为什么愿意独资投入1.2亿?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“《》如果成功,几乎可以肯定会获得‘五个一工程奖’,那是各省宣传部门最大的政绩。作为曾经的影视剧创作大省,四川已经有十几年没有问鼎该奖项,邓公诞辰110周年是绝佳的机会,因此不遗余力。”

  20天后,张小红再次找到高成生,告诉他,《》已经运作多年,最初在北京拉起了一支队伍,不甚靠谱,最终散了,连华影文轩公司都面临撤销,但四川方面的领导还是决定坚持,“抛开现实考虑不说,我们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,还是有一份情怀。”

  “情怀”虽然朦胧,但也足以使人不再往深处探究。高成生挑起担子之后,立刻面临寻找“立戏之本”的难题——谁来扮演?

  像所有的扮演者一样,邓的扮演者也必须经过家属同意。对于之前的扮演者,尤其是特型演员,邓家并不满意,他们希望演出父亲的精气神,至于形似与否,反而成了次要的。

  剧组找到了马少骅,他出演过窦婴、魏征等历史剧里的“老臣”,也能将孙中山演绎到足以乱真的程度。但马少骅一开始也不想演,“大家对太熟悉,我已经60岁了,演砸了怎么办?”

  2013年春天,剧本上报广电总局。“一听说是,都认为是那种主旋律的,所谓的110周年应景之作,完成任务。”高成生说,“尤其知道主演是马少骅,更不看好了。”

  1982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,马少骅演了三十几年,有些名气,但没有大红大紫,提名过飞天奖、金鹰奖,也都只是提名而已。在北京的家里见到记者时,他一屁股坐在沙发里,“演伤了,太耗人!今后几个月都不接戏了。”

  客厅西面改造成了CD墙,被数以千计的影碟塞得满满当当。就像小众艺术爱好者常有的做派,马少骅曾经看不起电影电视,他的专业是话剧,连“演员”的名称他也不满,“我是一个‘体现者’,演员多恶心。”笑起来带着几分伟人范儿,不是“haha”,而是“hoho”。

  演,形象是短板,马少骅心里清楚。开拍前一个月,他陷入慌神状态,整日躲在家中,研究人物个性。找来一大堆影音资料,大都是开会,没有他想听到的生活情境,焦急。

  一次,马少骅随机播放一段1984年的中顾委谈话,里面传来缓慢有力的川普,“今年我就做了两件事,一个就是开放,一个就是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香港问题。”嗬,一下子开放了23个沿海城市,竟轻描淡写。“一国两制的方式只有中国才有的,为什么?因为只有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、一个台湾问题。”80岁的老人,内心忽然急切起来。

  “就是这段录音!”马少骅夸张地猛拍沙发,“让我体验到了的个性和气派。别看他个子小,男人气很足,说话办事一针见血,绝不拖泥带水。另外蛮狠,所谓狠是什么?就是下得了手,绝不在关键时候犹豫不决。”拍摄期5个月里,马少骅每天听这段录音,生怕抓着的个性又溜走了。

  开拍前,马少骅进了邓家,见到了邓林、邓榕、邓楠、邓朴方。“邓家的孩子是很有文化的,是很检点自己的,不像社会上传的那些。邓朴方很朴素,坐在轮椅上,戴个小圆帽,见到我把帽子一摘,两眼盯着我。我说‘你好,你身体要注意’,邓朴方就说你不错、你不错。”邓家人认可,马少骅心里哗的一声轻松了。

  2013年9月开拍,每一场景,剧组得按历史影像一比一复制,墙上挂的字画要随年份更换,摘下语录换上书法。每天开拍前,得先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打电话,汇报各个领袖的座次安排,而领袖的职务随年变换,年轻的剧务常常搞错。追悼会那场,主持,致悼词,但当时最高领导人是,站位搞错了,镜头只能剪掉;的会议,拍了一半才发现没有军职的坐在那里;有一场戏所有角色都到位,只差乌兰夫,等了半小时才来,其实就一边坐着一句台词也没有。

  至于台词上的讲究就更不用说了,仅举一例:找汇报撒切尔来华,进了邓家院子,问到,“小平同志在吗?”导演立刻喊停,不能说“小平同志”,要说“老爷子”,那时候凡是跟关系近的人,都称呼他为老爷子,在关键人物身上尤其不能马虎。

  《》全剧中,马少骅有380多场戏,有280场是在开会,又有150多场是在邓家的大客厅里。米粮库邓家的院子,摄像把犄角旮旯拍了个遍,只为后期剪空镜头时能减少重复,开会的时候也试遍了推拉摇移各种角度。即使如此,慷慨陈词、释疑解惑后众人热烈鼓掌的桥段还是不止一次地出现着。

 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多次探班,这位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曾经见过,他告诉马少骅,“小平这个人是藏而不露、绵中带刚的。”

  背了太多包袱,马少骅渐渐发现,紧绷着是没法演好的,当他打开自己,甚至即兴发挥的时候,人物的精气神便出来了。

  复出后,召集三十多名有威望的科学家座谈,扫了多年厕所的王大珩教授声泪俱下,痛斥残害科技人员。演到这里,马少骅红着眼睛走过去,握起他的手,“像发生在王教授身上的这种事情,我们中国决不允许出现第二次!”

  第一集里山雨欲来,在家中剖白心迹,“去年的这个时候,刚刚开始批邓,主席要我牵头,搞一个肯定的决议,也就三七开,七分成绩,三分错误。我思考再三,婉言拒绝了……‘文革’搞了十年了,、贺龙、陶铸、彭德怀,都给整死了,好多人都给整得很惨……”马少骅自作主张加上了最后一句,那一刻他想起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,想到自己停办婚事、卖掉自行车到上海参加高考的往事。为这一句话,他感到很得意。

  生于1955年的马少骅经历了整个时代,当他把人生体验带入表演,角色得以血肉丰满。可有时候他又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感,周恩来临终那场戏并不长,马少骅眼泪止不住地流,一句“绝对不会”说得艰难。因为邓家人说过,老爷子从不流泪。

  1969年1月17号,我挑着两担书,走过三道河下乡当知青,一个刚满16岁的少年,前途未卜。1970年的时候中央下了个135号文,有个同学家人手抄了一份寄给我们。于是几个公社的知青带着花生、酒、腊肉,从山区、草原赶过来,到红星二队聚会。我们看到了曙光,因为文件说,表现得好的知青可以经过人民公社推荐招工、上大学、参军。

  突然我们眼前就亮了,有出路了。我平生第一次喝酒就是那次,菜还没上,五十多度的红薯酒,一两一杯,我一口气干了6杯。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到生产队的,二十多里的山路,底下就是悬崖,跌跌撞撞地摔着,满身都是血。但是很快心就凉了,因为黑五类子弟还是没有资格。

  当有年轻的观众批评《》中的知青“跟打了鸡血一样矫揉造作”,吴子牛立刻反驳说,“当时就是那样的精神面貌,没经历过怎么可能理解。”

  人很难超越经验的牢笼,要超越被强烈体验形塑的认知同样不易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戏里,有一段台词,“一个党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,如果只从本本出发,那就亡党亡国。”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撺掇马少骅,香港曾到人,“拍桌子、拍桌子。”马少骅照办了,事后却如鲠在喉,“怎么能拍桌子呢,有失身份啊。”

  在马少骅心中,的伟人形象根深蒂固,为中国排球加油,他很自然地形容是“护犊子”。对于“仍然端着伟人的架子”之类的批评,他无法接受,“那是端着吗?要拿捏好分量,国情不一样,我不能总跷着二郎腿吧?”